作者：张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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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新政权建立，标志着“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时代交替。其中，对大陆高等教育体系进行改造的筹划事务紧锣密鼓。
10月11日，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正式设立。
11月17日，该部召集华北区及京津十九所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讨论高等教育改造方针。会议参照上述“暂行规定”，对文、史、哲、政、法、经及教育七个学系的任务、基本课程、选修课程改革方案做出规定，社会学没有被列入。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12月5日，中央中共发布《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党的文化教育工作问题的指示》，说明“中央政府未成立以前，党的中央宣传部不得不实际上暂时代替中央政府的文教机关，管理国家的文化教育工作”的原因。这一解释，透露出新政权中的教育机构必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决策层对以前的各学科有专门考虑，应有这个因素起重要作用。
费孝通听到了一些对社会学学科存续不利的传闻。
他认为社会学可以为新政权的建设服务。他说：“解放不久，很多人说我所学的社会学要不得。我很不服气。我当时认为我们的社会学和美国的社会学不同，很早就着重中国社会的调查。共产党不是也着重调查研究的么？所以只要我们在事实上说明我们的社会调查是有用的，我们的社会学还是可以存在的。……以往国民党不识货，共产党会识货的。”
1950年春，费孝通撰写《社会学系怎样改造》一文，想方设法为社会学说了不少话，也是希望能促进“识货”者的共识。他在晚年曾对工作助手说，当年为在院系调整改革中保住社会学不被裁撤，他曾在中南海向最高领导人当面陈说理由，希望能“留一点苗苗”。他看到了果决的手势，听到了“斩草除根”的回答。费孝通说，他相信这件事会有官方档案记录。
人同此心。当时“高等学校的社会学教授们在新社会里总是努力去适应，积极地改造思想，……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们对社 会学在新中国的发展充满希望，并努力证明社会学在新社会里是有进步作用的。他们为社会学的生存问题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辩护”。
潘光旦遗物中，有一份他写给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叶企孙的报告。报告说：“敬启者，社会学系下学年学程几经系中师生商讨，历时四月，获有成议，兹送上一份，请准其备案试行，附奉一份，并请转高教会备案是荷。”写此报告的时间，是1949年8月18日，潘光旦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学校于8月23日向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转报法学院社会学系1949学年度课程，呈请'准予备案并试行’。华北高教会于9月27日批复说：'你校……呈及法学院社会学系学程均悉。关于本年度学程，可按你校拟参考李达先生与本会意见，根据你校具体情况斟酌办理。”
李达是中共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其《社会学大纲》曾得毛泽东称许。潘光旦提交此报告时，李达也已拟出“社会学系课程草案”， 其中“西洋各派社会学说（6学分）”、“人类学（3学分）”、“社会调查 （3学分）”均列入“基本课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夜，潘光旦、费孝通及他们代表的社会学同人和共产党人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们都确信，社会学将是有助于新国家建设的有效工具。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李达拟出的课程草案，潘光旦向叶企孙提交的报告，对了解社会学被取消前后的过程，具有重要、特殊的史料价值。潘乃穆认为，“通过这些材料可以具体了解解放初期社会学学科所走过的历程”。其中，“历史唯物论不仅是要求作为指导思想，它已经具体代替了社会学，社会学的基础课'社会学原理’已被要求纳入'各派社会学说批判’；'社会制 度’有可能被认为等同于'社会政治制度’而被取消，……李达先生和华北高教会的意见虽属附件，内容却至关重要，已经预示了社会学学科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被取消的命运”。
潘光旦日记中，有些与社会学存废相关的记录，也有助于了解当时情况。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1949年8月13日，“至北京饭店，初访李达兄，约其来清华讲课” 。
9月13日，“吴贻芳女士来访，询问此间社会学系学程之改制情形，将携归供南中设有此系之各大学参考” 。
1950年1月8日，“夜系中小组例会，商决课程改革草案” 。
1月22日，“午后约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同人来寓与本校同系同人小叙，谈今后课程与社会学系在大学教育中之地位，决定推林耀华、翦伯赞、雷洁琼、费孝通、吴景超与余六人为委员会，负责：一、研究课程之大体一致；二、与辅仁大学联系，约其亦推三人加入此委员会；三、与教育部洽谈。并订下周在耀华寓再度集会” 。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1月29日，“午后至燕大耀华寓，续商社会学系比较远景之课程问题，清华去景超、孝通、与余，燕京出席者为耀华、洁琼、翦伯赞，辅仁为景汉、魏重庆；获有成议，推孝通拟草” 。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这些知识分子为社会学学科改革、存续、发展付出的努力，后来都成徒劳。
1952年6月中旬直到年底，中央教育部开始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院系调整的总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与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逐步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并在机构上为大量吸收工农成分学生入高等学校准备条件。调整工作以华东、华北两大区为重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1984）一书史料，到1952年底，全国已有四分之三的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调整。调整后，原来分布在相应院校的二十多个社会学系只剩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和云南大学社会学系。1952年11月2日，《光明日报》刊发“本报讯”，向学界和社会报道“院系调整胜利完成”，说“北京各大学这次院系调整的成功，是各校历史上革命性的大事。……严格清算了资产阶级思想，……根本上清除了从欧美资产阶级抄袭过来盲目设立学校及其系、科的混乱现象。……各校教师们在院系调整中，体会到苏联教学的优越性，肯定了必须向苏联学习，都迫切地要求翻译苏联的教材。”
迷水商城11月2日，是费孝通的生日。这个消息带来的失落感及其学术研究的长期空白，一直延伸到1979年正式提出“重建中国社会学”之前。
1953年，仅存的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的两个社会学系也被取消。至此，社会学在中国大陆高教系统里片甲未留。
费孝通记忆里，1936年他做江村调查时，已有“很多大学的取消社会学系，减少社会学课程”之事。到他就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的危机已急转直下：大学中社会学系的停办，学生数目的锐减，'试验区’的消沉——到处听见'活该，社会学本来是什么东西’”。
那时，社会学的取舍存废，取决于学术因素，决策权在校方，取舍依据是有用无用。费孝通因此主张“我们要'自检’，为什么我们认为重要的工作，人家觉得不重要，我们觉得有很多亟需讨论的问题，人家觉得不成问题” 。他把当时的局部废除看作“给社会学本身一个极好的转机。在这转机中，我们可以使一个充实的、深刻的、能帮助人了解中国社会的，及能作改造中国社会基础的新社会学得到发展的机会” 。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遗憾的是，这个机会始终只是机会。尽管费孝通做出极大努力，且有不俗成果，但其价值欲为社会足够理解，还需漫长时光及足够教训。尤其是当社会学的存废不再是学术取舍而是政治考量的时候，结局便确定无疑，不复有任何讨论余地。费孝通的认知和主张中，政治和学术应是合作关系。他面对的现实，那时却是分裂的。
费孝通失去了他安身立命的专业教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则把他拖入再二再三的自我检讨和批判当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代表性人物，这个关口很不好过。曾经给费孝通和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带来巨大学术荣誉的《江村经济》，此时成了“直接有助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 。看到潘光旦连续三次检讨都不得过关，费孝通思想压力之大略可想见。他在挺身为老师做辩解的同时，自己却出现了“软弱、狼狈、悲伤、哀鸣、求饶”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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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权刊发，节选自《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张冠生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年4月。
《我这一年》里对新政权的竭诚欢呼，对中国民主起步（高度代表性）的心悦诚服，对“超越政治”思想的规劝和批评，《兄弟民族在贵州》对人民领袖的纵情歌唱，《大学的改造》中为组织政治教育付出的心血，在清华大课上运用马列主义观点的循循善诱，在“思想总结战役”中运筹帷幄的胜将姿态……都没有让费孝通免于“改造”，都不足以保证费孝通在改造中轻易过关。他须面对即将到来的政治风雨。
他必须对自己进行无情否定、猛烈攻击、彻头彻尾批判，才可能被认为“经过彻底的思想改造，完全放弃自己没落的甚至反动的宇宙观和方法论，确定自己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立场” 。
费孝通的笔，写出过《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乡土中国》《乡重建》《生育制度》等著述，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写出了一篇沉重不堪的长文，题为《清洗自己，站进人民队伍》。
这篇自责自诬、自我诅咒的文章，七十多年后，可作当年知识分子承受“改造”压力、争取早日“过关”的一个文本。不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想要读懂有点难度。但其中说起的一些事情，仍有助于对费孝通的一般性了解和理解。
“分数是我的命，曾因老师来一个电话，说我考得不好，下决心不再谈恋爱。
“我只有靠自己，靠自己的机警，靠自己的聪明。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使劲的爬；我目不斜视，不看四围。……想当教授羡慕新南院住宅。
“我写完了一篇论文，系里决定不算，史禄国发脾气，我低声下气的愿意再写一篇。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我应美国文化联络处之邀出国访问时，为了要护照，被迫去伪中央训练团，我有很大反感，一再交涉不愿去。最后我的软弱性使我妥协，到该团去住了一个星期。离团前，蒋匪又派人威胁入党，我不敢正面拒绝，以没有相片没有图章，不好办手续，搪塞过去。
“解放后，我为了要了解共产党，所以争取去石家庄。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我的资产阶级立场也使我是不喜欢苏联的。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我的内心是有一种力量要缩回来，在清华和同人们一起学习、改造。
“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时，我正在贵州访问少数民族，知道了消息， 十分兴奋。我曾想在访问工作结束后参加前线工作，想做改造美国俘虏的事，但是没有实现。”
诸如此类，剔除其中的自我评价，所说都是事实。其一般文章和回忆、自述文字中，不轻易启齿的经历和心理，在政治运动中，被一种非人力能及的无形蛮力挤了出来，成为一种特殊史料。在1950年代的中国大陆，这类史料浩如烟海，费孝通写出的实为沧海一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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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之后，反右运动之前，费孝通有过一段相对平和、舒心的日子。
以1956年为例，2月9日至20日，中国民主同盟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费孝通当选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其时，盟内同人千家驹、刘开渠、吴作人、苏步青、周建人、金岳霖、柳亚子、梁思成、童第周、冯友兰、华罗庚、钱伟长等著名知识分子，在民盟该届领导机构内的职务都是中央委员，未及常委之列。
4月1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对科研机关、高等学校等处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等的工作条件作一次检查，督促有关单位采取具体措施，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要迅速地和适当地解决缺少助手、辅助人员的困难，积极解决所缺房屋等问题，切实改善图书、文物、档案和各种资料的收集、保管、整理、利用的状况，并经常关心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 。
迷水商城对费孝通来说，从个人政治身份，到知识分子群体待遇，都有现实改善和乐观期待。同样重要的，是来自最高领导人一连串的吹风信息。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论十大关系》。 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毛泽东应该还记得，1947年11月30日，他曾发电报给苏共中央说：“当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时，依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除中国共产党外，所有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样可以更好地巩固中国革命。”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斯大林的态度使他的想法从“一个党”调整到“几个党”，体验了九年，觉得“好”，打算“长期共存”，还说了格局更大的一番话：“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 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
毛泽东的另一番话，费孝通听得尤其用心。“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费孝通对共产党人的了解，从西南联大开始，经西柏坡得到确认和强化，在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继续升温，因“改造”遇冷，因取消社会学致若有所失，又因“论十大关系”回暖。曲折过程中，费孝通见证了毛泽东真懂民主党派，懂得“忠实的对立面”是和共产党人殊途同归，懂得政党生命大限所在，不求“万岁”，有超越气象。晚年费孝通曾明白表示，一生中真正佩服的人不多，毛泽东算是一个。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1956年7月26日，费孝通在《报日人民》发表《为西湖不平》一文。 “作为一个苏州长大的人，要到头发花白才去访游西湖，只这件事已够说明我是个凡俗入骨的人了。也真巧，轮到我去访游的时候，那是今年年初，又正是西湖下装的时节，露出了半个湖底。我即使要附风雅也没有客观条件。我的游法更不对头，借了辆汽车，请了位指引人，匆匆地有些像赶任务。”赶任务的特征，是“最短时期看到最多古迹为标准”，费孝通在“最经济的路线”上看到“差不多一打的坟”，他得出结论，“西湖原来是个公墓”。这算不得他讽刺，因为现实已足够讽刺，“这个公墓还有一个规格，一律是土馒头，洋灰水泥或是三合土” 。
费孝通觉得自己这结论有点“煞风景”，但煞风景的话来自煞风景的事。这是批评，话很重。这是涉及城市建设规划的大事，是他昆明时期就提出的“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之事，是他在新政权初建时曾和梁思成一起谋划过的事。
该文影响不小。费孝通说，毛泽东读了，说要找作者聊一聊。虽未如愿，最高领导人关注高级知识分子对政府工作的看法却是属实。
把费孝通带进1957年最初一段日子的，是他热心的实地调查工作。据《费孝通学术历程与著作提要》：“一月，继续在西南调查民族社会史和知识分子状况。”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民族问题调查是费孝通的老题目，“知识分子状况”调查则与他在1956年接受的一项任命有关。费孝通说：“1956年，国务院成立了专家局，专门处理知识分子问题，我被任命为副局长。我曾向领导建议两件事：一是建立智力档案，把中国究竟有多少专业人才摸摸清楚；二是实地调查知识分子里存在的问题，设法促进他们的积极性。我自己就衔命利用去西南进行民族调查的机会，顺便通过民盟的机构进行知识分子调查。”
当时，费孝通是民盟中央文教部副部长。他既负有国务院专家局的政府职责，也负有民盟中央文教机构的政党职责。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一个，了解情况，以助解决问题，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国家经济和科学、文化建设中的积极性。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这次“顺便”进行的知识分子问题调查，对费孝通在1957年间的命运转折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一影响又从1957年延伸到他后半生。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这次调查结束后，对政府机构，费孝通向专家局发出一系列书面汇报，由该局印送各有关部门。对民盟中央，费孝通在有关会议上做口头汇报，和同人讨论。汇报和讨论引出一篇名满天下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费孝通说：“二月初从西南回到北京，民盟中央要我做一次口头汇报，谈我离京半年中在各地看到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我提到了两个盖子的话：'百家争鸣’揭开了一个盖子。这个盖子一揭开，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冒起来了，表示在对科学研究的要求上，还有一个盖子要等'互相监督’来揭。这个盖子一揭开，开出来的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积极性，他们会改变过去对国家大事不大关心的那种消极情绪。但是，我接着说，第一个盖子开得还不够敞，许多领导同志不大热心。第二个盖子似乎还没有揭，有点欲揭还罢的神气。我是主张揭盖子的，因为盖子总是要揭的，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比了冲开为妙。”
费孝通做过这次汇报后，大约过了一周，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开会讨论他的汇报。谈到对当时知识分子情况的全面估计，费孝通感到“春寒”一词还是欠点火候。以他的体验和语感，春意是主要的，若是加上“寒”字，表达上未免走拍，也就不能把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积极性烘托出来。后来，他想出“早春”两个字，感到合意，因为这个字眼和前些年知识分子在改造时期产生的晚秋感觉正好错得开，又对得上，刚好表达出他们心理上的转机。
文章的起承转合，遣词用句，费孝通一向讲究，关键处字斟句酌已成习惯。国务院专家局派他调查知识分子情况，民盟中央两次会议鼓励他为知识分子说话，他自己也决定要写《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其文字功夫自然派上了用场。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费孝通记录自己把握文字分寸的细节说：“有人从我这篇文章里感到寒意，认为是吹冷风，其实细细看去，我在这个温度问题上是用过心思的。比如我起初想引用李清照的'乍暖还寒’一语，后来一想，这句词，基本上是寒，暖是虚的。因此，我不直引，改了一字，写成'乍暖乍寒’，一字之改，提高暖的地位。当时，我嘴上也屡次念到'满园春色关不住’的句子，念来念去总觉得还是用不上。”
费孝通写就初稿，是在1957年2月中旬。他不急于发表，反复琢磨、修改，又复写几份送朋友，征求意见。到2月末，费孝通正想发稿，有朋友对他说：“天气不对，你还是等一等，这样放出去，恐怕不妥当。”
这位朋友的担心，来自他听到的一个传达文艺方针的报告，说是毛泽东批评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赞成陈其通等人的文章。这位朋友因此认为“形势是要收了”。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费孝通把这话转述给潘光旦，潘光旦感到奇怪，因为他也听到有人说起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内容不是收，而是放。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潘光旦听到的是合乎事实的，但在当时，他和费孝通都被相反的消息弄得有点糊涂。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那位觉得“天气不对”的朋友说到的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应指《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 。这篇文章对1956年正式提出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表示忧虑。毛泽东看到了这篇文章，认为陈其通等人意见不对。
据朱正所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记载：“在1957年1月下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让印发了这篇文章。他说，陈其通等四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不好，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我们的意见是只有反革命的花不能让它放。要用革命的面貌放，就得让它放。也许这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意见是不对的。一些地方在传达毛泽东这些讲话的时候，只转述了他说陈其通等人忠心耿耿为党为国这些话，却没有说他表示了不赞成的态度。这样就似乎是毛泽东表扬了陈其通等人了。”
毛泽东察知了此事。1957年3月12日，他为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准备讲话提纲。其中第七个问题是“放”还是“收”。毛泽东专门写道：“各省传错了对四人文章的批评问题。”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毛泽东断定“传错了”的范围是“各省”，比朱正说的“一些地方”要大得多。
既然“各省”都“传错了”，毛泽东要在这次讲话中明确表态。
他在同一提纲中写道：“'放’，有百利而无一害；'收’是错误的。……两个方法（政策）领导中国，还［是］'放’的方法好，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不要怕毒草，我们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发展真理，少犯错误，将一个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先进的中国。”
这篇讲话提纲中，毛泽东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做了定量估计和定性分析，认为“我国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除了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有敌对情绪，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会失败，希望回复到本主义时代去的以外，都是爱国主义者，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
在这个前提下，毛泽东还有一句话，对费孝通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有明显感召作用——“诚心为人民服务，立志改革的人，应当能写敢写。”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费孝通在这句话中看到了自己，诚心为人民服务，立志改革，能写，敢写。从《江村经济》到《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白纸黑字，都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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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
毛泽东这次党内讲话，整理稿当时没有公开发表 。当时，费孝通已把《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送到报社。他应该不知道毛泽东就要反复申明“放”的主张。当时在“收”“放”问题上有不同传言。判断形势是“收”、让他“还是等一等”的朋友，等于给他吹了一阵冷风。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费孝通说：“虽然这阵冷风是没有根据的，是阵空谷来的风，但却吹冻了我的'早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那天上午，我把'早春’送出去了。那天因为有外宾来参观，要我招待，我又不知道毛主席要讲话，所以没有进城开会。晚上潘光旦先生听了讲话回来，兴冲冲地来找我，揭开了谜底。下一天一早起来拿出底稿，把后半篇重写了一道。从修正稿送去，到文章见报，又是两个多星期。……当这篇收收放放的'早春’出世，早春确是已过了时了。”
潘光旦亲耳听到而费孝通不在现场的“讲话”，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时间是1957年2月27日，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为这次讲话准备的提纲上，第八个问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其中写有陈其通、马寒冰等四人名字。 他在这些名字下写道：“历史上的香花在开始几乎均被认［为］毒草，而毒草却长期［被］认为香花。香毒难分。”
朱正说：“毛泽东在两次讲话中都批评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由此可以推知，潘光旦向费孝通揭开的谜底应该是：毛泽东对陈其通等人文章的态度不是赞成而是批评；毛泽东对“收”“放”问题的主张不是“收”而是“放”。
1957年3月24日，《报日人民》发表了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该文前半篇主要写“春”，后半篇主要写“早”。前半篇主要描述“乍暖”，后半篇主要体现“乍寒”。感觉到了光明和温暖，却没有因此头脑发热。给人以信心和希望的同时，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生动传神地表达出了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笔调平实，生动，内敛。在客观上有助于执政党理解和团结知识分子，同时有助于知识分子得到应得的信任，在写作心态上又表现得从容，坦诚，不卑不亢。通篇对知识分子所喜所忧、所愿所虑的表达如叙家常。结尾处一连串十个问号，足以让人警醒和深思，是典型的费式发问。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这篇文章说出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心里话，引发广泛共鸣。据说当天《报日人民》成了抢手货。费孝通的长兄费振东接到朋友“稀有金属” 的电话说：你弟弟这篇文章要传世的。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费孝通在调查中接触到很多知识分子，乐意交心谈话。他观察到，从知识分子方面看，他们对争鸣还有所顾虑，心里虽热，嘴上却紧，最好是别人多说，自己多听。顾虑的原因，有政治上的，怕是个圈套，鸣放过后又挨整。有业务上的，怕说外行话，出丑。从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来看，还不能说对于“百家争鸣”的方针都搞通了。有些知识分子表示，中央的方针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这里还没有条件。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被他人鼓励要积极鸣放的知识分子还有顾虑，负责鼓励知识分子参加鸣放的人也不够热心。费孝通实事求是地说，虽然已经入春，但还是早春天气。知识分子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心还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暖乍寒，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
写到这里，他引用了一句古诗“草色遥看近却无”，认为这本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同时，这也是费孝通主张揭盖子、认为“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比了冲开为妙”的原因。他期待知识分子的天气从早春顺利地过渡到仲春，真正暖和起来。
对当时知识分子工作局面的判断，对下一段应有局面的想法，费孝通和周恩来、毛泽东等人在这个时期先后表达的判断和想法比较接近。由于身份不同，角度不同，费孝通说得委婉，周恩来、毛泽东则讲得明确乃至尖锐。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央中共一次会议上很明确地批评说：“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一部分知识分子信任和支持不够，……有的同志对于党外知 识分子甚至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样，彼此缺乏了解，也就容易形成隔膜。”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1957年3月6日，中宣部办公室印发《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提供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者参考，共编入三十三个问题。毛泽东审阅时做了二十二条批注，都值得玩味。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对于“科学家（特别是自然科学家）中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工作的人不少。他们还认为党的领导对科学的发展没有好处”，毛泽东批注： “有一半对。”对于“不少科学家认为，如果工作条件没有很好解决，就拿不出什么科学成果，因此'百家争鸣’对他们的实惠不大”，毛泽东批注：“他们是有些理由的。”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对于“有人说提倡百家争鸣和独立思考，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妨碍的。……有人说，'经典著作是不许怀疑的’”，毛泽东批注：“许怀疑吗？”
对于“党的政策是否允许怀疑？对党的政策的怀疑的意见是否允许争论？”毛泽东批注：“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
1957年5月16日，毛泽东写了一份“指示”，即《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提醒“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各中央直属部委首长、各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注意，“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 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情况，必须完全搬［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毛泽东、周恩来的上述讲话和批注，说明他们当时对党内“甚普遍”、不利于知识分子工作的状态有相当了解。至于一些“恶劣”言行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了怎样的伤害，产生的不良影响程度如何，则还欠缺较为充分的“对人民实际情况的系统反映” 。
周恩来在1956年初《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陆定一在1956年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都在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相当积极和热烈的反响。对此，中共高层很关心，但由于有“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他们大概只能从人之常情的角度去推知，而难于从真实调查的渠道确知。
在这种情况下，费孝通以细致深入的实地调查和长期思考为基础，写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对于填埋“深沟”，拆除“高墙”，讲真话，增友情，消隔阂，促成广大知识分子中蕴藏的知识能量在国家建设中充分释放的社会条件，都具有高度建设性。
这篇文章在引发知识分子普遍共鸣的同时，也引起中共高层的高度关注。
费孝通这篇文章发表整一个月时，周恩来在1957年4月24日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各民主党派联系群众的方面不同，可以听到一些不同意见，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是有利的。……如民盟，它在知识分子圈里可以听到更多的意见。有一次我来杭州，回去时在飞机上看了费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了。共产党内也有不少能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文章我看是写不出来的，就是有这种想法也是不写的。……我也有一些党外朋友，而且过去很熟，我总希望通过他们知道一些不同意见。可是他们到了我面前，就是愿意说，也要保留几分。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共产党的负责人，说话总不免要考虑考虑。甚至我的弟弟，他的心里话也不都跟我说。”
被周恩来称许的这篇文章，后来也被毛泽东称赞。费孝通后来听人告诉他，毛主席的一个说法是：这篇文章写得好，是反面的好。历史在此后突然出现曲折。这篇文章为费孝通埋下了祸根。几个月后，这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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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起草《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前几天，费孝通在写另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该文2月12日完稿，发表于1957年2月20日《文汇报》。
这“几句话”，是费孝通为恢复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付出的努力，是发生在1957年中国知识界、学术界的一个重要事件。几个月之后，费孝通招致急风暴雨式的政治批判，这“几句话”也是标靶之一。
据说，当年“社会学被取消的一个最通常的理由是，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代替社会学，二者研究对象相同，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不要社会学了”。流传过的一个相关说法是，列宁就持这个观点，苏联因此不要社会学了。中国取消社会学是向苏联学习的结果。
类似说法也见于其他文献。1956年6月9日，民盟中央向中央中共提出《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其中说：“某些学科解放后竟被废除，或不成为独立科学。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很多转业了。过去很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就取消了……”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一书述及“五十年代后，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法律学、宗教学一样，被视作资产阶级学科”的原因，也提到“苏联学科划分的影响” 。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绿帽献妻91风流颇,《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一册“社会学”辞条下，有列宁谈唯物史观和社会学的关系的观点，却读不出“代替”的意思。
该辞条说：“列宁把唯物史观称为……'社会科学的同义词……’， 并且指出：'这个假设……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从该辞条还可得知，苏联不仅没有取消社会学，恰恰是中国取消了社会学之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学的迅速发展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
有趣的是，时隔数年，中国学术界又提起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话题，又是和苏联有关。
1957年1月号《新建设》月刊，发表吴景超的署名文章《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这篇文章包含一些已经久违的社会学信息，也出现了重提社会学学科地位的呼声——
“1956年10月19日的《真理报》上，登载了一篇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费多塞也夫所写的一篇文章，报导关于国际社会学会第三次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有57个国家的500个代表参加，其中也包括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代表。文章除叙述了在会议中主义马克思者与非主义马克思者的思想斗争以外，在文章的末尾，特别指出一点，就是西方国家的社会学者，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劳动、文化、生活、家庭、道德、都市与乡村等问题的文献，但是这些材料，在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我想到中国的社会学往何处去的问题。……在百 家争鸣的时代，我认为在我国……还有设立社会学一门课程的必要。”
吴景超这篇文章，是社会学在中国大陆被取消后公开谈论恢复这门学科较早的声音。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社会科学方面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要求尊重科学的呼声在政治压力稍缓时候的反弹。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1957年2月12日，费孝通在《文汇报》发表《为社会学说几句话》一文，不再从学科角度考虑，而是从研究社会问题需要的角度发言。
他说：“关于社会学，我原本不想发表什么意见的。这个问题我很久已经不再去想它了。最近吴景超先生在《新建设》上把社会学的地位问题提了出来，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文汇报》记者要我说几句话。……这时候把社会学的地位问题提出来研究一下好不好呢？我觉得是好的，也是有必要的。我倒并不是因为苏联派代表团出席了国际社会学会，《新时代》杂志上又提出了中国没有代表出席的话，才觉得我们该考虑一下在各大学里取消社会学系是否做得对，现在应当不应当恢复的问题。我是不很赞成这种态度的。我并不想再去讨论几年前大学里取消社会学系是否是正确的。我也并不想在社会学这个名词上来做文章。我觉得应当从当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上来提出这个问题。”
“苏联有社会学我们就该有社会学”这样的逻辑，与“苏联没有社会学我们也不该有社会学”是一样地没有道理。费孝通愿意出面说话，不是讨要一个社会学名分，而是列举国家建设现实当中那些需要借助社会学知识去解决的实际问题。他提出一些有关政治、文化、行政、家庭、人口等领域的现实问题，说明需要切实研究。
费孝通说：“我最近调查了一些党和非党的共事合作关系，我意识到这里有一门很复杂的学问，那就是怎样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人民内部的政治关系。……我这两年来又调查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其中有一方面是属于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化，……尽管没有进入学府来进行研究，在党派和政府机关里是有调查研究的。但是还有些人和人关系的研究却落了空。比如两性关系罢。这是存在于人和人之间一种很重要的关系， 但是认真地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重要部门来加以调查研究却就很少了。现在不论是哪个地方，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夫妇问题、养老问题、儿童问题等都有一大堆而且大家总是觉得最头痛，甚至不知道怎样处理才妥当的。”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在社会主义概念上关注这些问题，费孝通的善意提示，接通了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话题。不采取科学态度，不做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问题丛生，会使人们欠缺安全感，难以体现和感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费孝通说：“我不想罗列出一大堆问题来，只是想指出这类问题是会跟着社会发展不断出现的，并不会太平无事的。对于这些问题用科学方法来调查研究比闭了眼睛说没有问题对我们有利。如果我这样说法是对的，自然要问，谁来研究，由党派和政府的干部拿出一部分力量来研究好呢，还是搞一批人出来专门做这些工作好呢？我想是专业来搞应当好些。搞得出一套学问来么？我认为是可以的。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它的变化是有一定道理的，分析得出一些道理来，不就是学问么？至于这些科学称什么名称，那倒无关宏旨。如果大家觉得社会学三个字不讨厌，用这三个字也要得。如果很多人看了不舒服，想出个顺眼些的名字来，当然也好。”
迷水商城“也许现在还有些人怀疑这些是否够得上称什么学，我想也不必在这个字上引起争执。如果大家承认这些问题有必要系统地调查一番，那就第一步先搞调查，称作'社会调查’也可以。我想反对'社会调查’的人理由是不会太多的。”
费孝通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心平气和，缓缓说理。在当时情况下，这篇文章的建设性和策略性相当难得。只因后来形势急转直下，这番良苦用心被视为“费孝通、吴景超之流所要恢复的是反动透顶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学” 。
针孔摄像头酒店偷拍ID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党内外思想文化工作者有800人左右。费孝通应邀出席这次会议，并就“社会问题还应研究”的有关想法做了发言。3月12日，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闭幕前发表讲话说：“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
毛泽东说“研究新问题”，费孝通说“社会问题还应研究”，在思路上应是一致的。
这次会议开过不久，中宣部受命开始进行推动恢复社会学的工作，组织成立了“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此时，费孝通暂时离京，到家乡去做“重访江村”实地调查。到他6月初回到北京时，恢复社会学的筹备工作已有相当进展。这可以从“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一份纪要上得到具体印证。
这份纪要中，筹备成立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学研究机构和社会学系、配备研究人员、经费、编制、长远计划、调查课题、教学计划、学生出路等，都在议程中。
这份纪要的成文时间（1957年6月9日），距费孝通发表《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的文章仅隔五个月。不到半年，恢复社会学一事，从一介书生、几句议论进入中央中共议程，形成了中国科学院专人专款支持下的具体筹备工作，也列出一些即将展开的社会学调查课题，局面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
应该说，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学术界取得的一个积极成果，是毛泽东几个月前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表示希望看到的变化。（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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